钱楩兴儒重教的晋江县令泉州网

明嘉靖年间出任晋江令，颇有政绩，深得民心；推崇儒家理学，在泉州创建、重修多所书院，造谒贤士，谈经论文，士民感其恩德建“遗爱亭”奉祀之；后弃官返乡，与徐渭、沈炼等人结为名满天下的“越中十子”

龙泉书院远近驰名

人物简介

钱楩：字世材，又字八山，号立斋，明代浙江山阴人。嘉靖六年（年）出任晋江县令，推崇儒学，重修书院，政绩良多。《福建通志》称其治“用恩不滥，用法不苛，明而能晦，清而能容”。

核心提示

明朝晋江县令钱楩（音：pián），乃是“心学”宗师王阳明的弟子。其在晋江县令任内造福百姓，被民众尊称为“钱太爷”。钱楩不仅是官员，更是一位儒家理学的推崇者。在晋江期间，他修建龙泉书院，重修安海石井书院，创建石狮南塘书院，重修紫帽山凌霄塔，留下的诸多贡献，迄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。出人意料的是，钱楩在弃官返乡后由儒转道，再由道入禅，一身融通三教，成就一段奇闻。

□记者吴拏云文/图

钱楩“空中台阁”崖刻至今仍存，可惜“空中”二字今为藤蔓、苔藓等物所覆盖。

书院听经拜入“王学”门下

明嘉靖三年(年），在浙江山阴（即今绍兴市辖区，古又称越州）城内卧龙西岗上，一座历史悠久的“稽山书院”刚刚重建完工。是年十一月，岗下寺庙的三间小僧舍里挤满了头扎“四方平定巾”的数百士子。这些士子既不是来给魁星爷上香求赐金榜题名的，也不是来拜观音大士恳求缔结好姻缘的，他们远道而来，只是想到岗上的稽山书院去听“心学”宗师王阳明先生讲经。因为人数太多了，所以书院立下“限足令”，每次只放三百人入院，余者只能在山下小庙内等候。由于激动，这些士子“更番就席，歌声彻昏旦”，有人彻夜未眠还唱起了歌，像极了现今的“追星一族”。这其中有一位来自山阴县的秀才，丰神俊朗、气宇轩昂，此人便是钱楩。

钱楩，字世材，又字八山，号立斋。他自幼喜读圣贤书，长大后逐渐迷上了儒家理学。自从“心学”宗师王阳明亲撰《稽山书院尊经阁记》，并向世人宣告自己将在稽山书院讲经后，钱楩就立志要追随阳明先生，参悟“知行合一”的真谛。大概是被钱楩的执着所打动，王阳明也真的将其纳入自己门下。钱楩在稽山书院研经多年，作为门生，他有很长一段时光从学于王阳明。在阳明的亲授下，钱楩学业精进。嘉靖四年(年），钱楩以解元中举，翌年又中进士，可谓年轻有为。

清源山南台岩附近“如此江山”石刻即为钱楩所留

精练敏决治邑立见成效

嘉靖六年（年），钱楩以解元进士的身份出知晋江。在钱楩上任之初，晋江地方治安其实一团糟，这从晋江名士陈紫峰的《简钱立斋大尹》一诗中可看出，诗曰：“到处纵横豺虎郡，何人巡捕浪纷纷？孤儿吊影还堪箠，寡妇哭声不忍闻……”生活凄苦之象，随处可见。但是，经过钱楩刚柔并济的一番治理，立马收到成效。清道光《晋江县志·卷之三十五·政绩志·文秩2·明·知县·钱楩》赞其：“精练敏决。用恩而不为姑息，用法而不为刻深。抑豪强而人无侵夺，惩盗贼而人得安眠。明而不以聪察为讦，洁而不以矫激拒人。”由此看来，钱楩是一个负责任、办实事的官员，既懂得以法制约束子民，同时也普施恩惠，让民众感觉生活有奔头；一方面打压豪强、惩办盗贼，另一方面又不激化社会矛盾，令百姓能安居乐业。在他的治理下，晋江逐步回归太平与安宁。陈紫峰也夸他：“清明赖有中堂在，幕下观瞻可自驯。”

深受儒教影响的钱楩与陈紫峰志同道合，两人都对理学痴迷不已。陈紫峰对钱楩为官之道，持欣赏、钦佩的态度，因此二人交情颇深，在兴儒教、倡理学方面，更是互为裨助。陈紫峰在《钱立斋大尹之三山试闱聊赠香茶见意》一诗中写道：“香茶清且香，堪比君子德。半片着齿牙，风味胜冰檗。”以香茶来形容钱楩的君子作风，自然是相处甚欢才会有的比喻。钱楩在晋江还“大造黄册，善搜积弊；造谒贤士，谈经论文”，以一代儒宦风范示人。《福建通志》之“福建名宦传”里，关于钱楩的传记后有句评语称：“其治用恩不滥，用法不苛，明而能晦，清而能容。”

清道光《晋江县志》中有钱楩传记

尊崇儒学兴修龙泉书院

为了让晋江士子参加乡试时能考出好成绩，钱楩不惜花重金延聘各地名师来指导考生，“复延名师，分诗、书、礼、春秋四馆以教士，咸充然有得”。可见他对当时科举教育的重视程度。

钱楩任晋江县令时，尊儒学为正宗，在晋江各地大力倡学，并且着力兴修书院。古时候，在晋江草庵前伫立着一所庄严肃穆的书院——龙泉书院。据介绍，关于龙泉书院的创建人曾有三种说法：一说是南宋晋江罗山苏内曾氏的肇基始祖曾信添；一说是明代名儒洪天馨；另有一说便是县令钱楩。如今，学者大部分倾向于是钱楩修建龙泉书院。

据介绍，当时钱楩在草庵前修建书院，聘请洪天馨任教，招徕附近村落童稚前来读书。相传，草庵右侧约50步处，有巨石如船，上面刻有两个一尺见方的大字“龙泉”，钱楩因此将书院命名为“龙泉书院”，又称“龙泉精舍”。此后邑内学风渐盛，不少就读于书院的学子金榜题名，民间有传言龙泉书院“文者登科入第，武者行侠为将”，从中可以看出钱楩兴修龙泉书院对后世影响之深。

明代泉州府的书院传承了南宋时期书院自由讲学的风气，建立了讲会制度，成为书院一种相对固定的学术活动和教学活动。讲会期间，不仅有书院生徒听讲，也有当地的官员、名儒、府县学生员。主讲阐述自己的观点或见解后，与会者可当场问难答辩，展开学术研讨。当时，不少享誉一时的名儒贤士曾到晋江一地的书院讲学论道。如嘉靖年间，名儒朱定南到泉山书院，“择诸生才俊谈道论文，听者甚众”。一峰书院、龙泉书院也一度成为“名贤讲坛”。右都御史张岳、户部侍郎顾珀、南陵知县傅阳明、户部尚书林学曾、吏部郎中林孕昌、泉州府学教授唐尧宾等，都曾至书院讲学，甚至出任书院山长等职。龙泉书院因培养了进士王慎中、庄用宾、蔡克濂、庄一俊、张志远等人，而声名远播。晋江民众十分感激钱楩，亲切地尊称其为“钱太爷”，并在草庵前建“遗爱亭”祀奉钱楩的石像，以表崇敬之情。据史家介绍，“遗爱亭”旁还曾竖有一块“钱侯碑”，记述钱楩出任晋江令的诸般功绩。

龙泉书院附近有供奉钱楩石像的亭子

废五通庙创建南塘书院

石井书院位于晋江安海镇，前身为宋绍兴年间安海长者黄护，为时任安海镇官朱松（朱熹之父）捐建的讲学馆所——鳌头精舍。石井书院与泉山书院、小山书院、欧阳书院并称泉州“四大书院”。几百年来，石井书院历经兴毁。《安海志》载：“书院乃朱文公过化之地，诗书传世，代愈远而愈香。始于宋嘉定之邹应龙，复于明朝成化之徐源，修于弘治之罗惠，嘉靖间钱楩重修，万历窦子偁又修。”由此可知，钱楩在担任晋江县令时，曾对石井书院进行过重修。在安海修完石井书院后，钱楩马不停蹄又开始准备创办新的书院了，这个书院就是南塘书院。

南塘书院为现今石狮境内最早的官办书院。在清道光《晋江县志》和《石狮市志》中均有记载，嘉靖八年(年)，晋江县令钱楩废五通庙，在龟湖象畔旁创建了南塘书院。石狮《江夏黄氏宗谱》内的《南塘书院碑记》记载下了钱楩始建南塘书院的经过。当时，为了改变地方信事男神的风俗，“整治萧然学风”，钱楩主持将南塘最大的民间庙宇——五通庙里供奉的五通神烧掉，把五通庙改造成了南塘书院。

南塘书院建成后，吸引了不少学子前来求学，这些人中有不少后来金榜题名。如，嘉靖十四年（年），铺仔村黄鳌考中进士，当上湖广山东布政参议；嘉靖十六年（年），洪窟村洪英明考中举人，上任淳安县令，后累官至刑部主事……贤达辈出的南塘书院从此名声大噪，享誉泉南。从《南塘书院碑记》上还可看出，钱楩不仅兴学助教，而且为其蕴造“七墩八塔”的景象，成龙山八景，造福一方。龟湖百姓感念“钱太爷”的恩德，在洪窟村为其建生祠崇祀。

钱楩曾至梅石书院（即一峰书院）讲经

修凌霄塔重塑地方佳景

嘉靖八年，晋江县新科进士陈让与友人同游紫帽山，见凌霄古塔不复再，败兴而归。回家后，陈让挥毫写下修建凌霄塔的建议书，递交给时任晋江县令的钱楩。钱楩一查确有其事，第二年他约见晋江县福全所富豪留志淑、留志及兄弟，与他们商议重建凌霄塔一事，由两位乡贤各捐出一笔金银，在原址重建凌霄塔，使得这一佳景再现于紫帽山上。

嘉靖十年（年），钱楩携友人共赏凌霄塔时，文兴大发，写下了一篇字的游记，交代了重修凌霄塔的缘由经过：“晋江令立斋钱子楩为凌霄游，岁尝再至。嘉靖庚寅，朋山留子志淑与其弟榕峰子志及建石塔，以为文峰，钱子实与议焉。辛卯春，乃偕勉斋蔡子祐、后溪黄子瓒、三峰黄子鳌登塔而游……”

据介绍，这篇游记是年一群文史爱好者游览凌霄塔时，在石塔下的补陀岩一峭壁上找到的。崖刻游记的发现，修正了地方史志中记载的钱楩创建凌霄塔的错误说法。依崖刻所记，钱楩并非真正的造塔主人，而是主持参与凌霄塔的重建。

钱楩在任时良政颇多，有众多史志和遗迹为证。嘉靖八年，西埭堤决，钱楩组织修筑岸堤（见《安平志·水利志·西埭》），晋江磁灶溪头村的民生亭现存的“贤侯重建碑记”是钱楩兴修水利的一大佐证；嘉靖十年，钱楩为黄椿妻陈氏等9人立“九节坊”（见清道光《晋江县志》），九节祠在安海旧街，今只剩遗址。

弃官返乡十子结社留芳

总体来说，钱楩是一位以重教化、励风俗为己任，深得民望的知县。为官，他深谙民间疾苦，为百姓办实事，受到爱戴；为学，他努力钻研儒家经典，讲学释义，推动地方文教的发展。嘉靖八年，钱楩曾经在泉州梅石书院（即一峰书院）讲学（见清道光《晋江县志·卷14》）。在他看来，在书院讲学授业，传播思想，儒学才可以长久传承下去。据悉，钱楩在泉州清源山南台岩附近还留下了“如此江山”“空中台阁”等崖刻。

嘉靖十年，在晋江令任期过后，钱楩被提升为刑部主事。为此，陈紫峰在《赠钱立斋述职序》一文中称钱立斋“有学则有识，有识则有养，有养则人为好人，而居官则为好官，随所居无不宜，岂特一邑令而已哉”。数年后，钱楩又晋升为刑部郎中，发表了诸如《徭役》《缣》《筑堡》等政论文，对如何治理国家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。这三篇政论文后来被收录到了《皇明经济文录》中，迄今仍见传于世。

嘉靖二十二年(年），钱楩突然从刑部郎中一职上弃官返乡，在绍兴秦望山修道。在那里他开始与青年才俊徐渭（即徐文长）结交。两人虽然年龄差距较大，但一直保持亦师亦友的关系。徐渭晚年所著《畸谱》把钱楩归入“师类”“纪知”二条目，足见两人之间亲密的情谊。

不久，钱楩更与徐渭、沈炼、陈鹤、杨河、朱公节、诸大缓、萧勉、柳文、吕光升等人结为诗社，也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“越中十子”。清人周应宿对越中前贤这样评价：“柱山诸公在嘉靖间有越中八子之目，后钱八山楩、徐天池渭入社，又称‘十子’。文章气节争重一时。而海樵之高逸、东武之孝友、青霞之忠义、天池之豪迈，尤较卓较著者。”难怪史学家们认为，在“越中十子”身上集中体现了越中文人正直刚烈的气节，这与吴越争霸时形成的“胆剑精神”一脉相承。

钱楩自回乡后，在秦望山上构八角亭独居8年。在这8年里，他先是修道炼丹，实现由儒入道的第一次转变；后来又转向修习佛禅，实现了由道入禅的第二次转变。钱楩为阳明学派，而阳明学说承陆象山“尊德性”而来，其间本糅禅学，二者“相去毫厘”（《阳明全书·重修山阴县学记》），所以研习阳明学而出儒入佛者，多如过江之鲫。而其时“道俗混淆，四时群集游戏”，道教在民间亦影响广泛，阳明学传人则益援采道教思想，遂兴“三教合流”之风潮。现代史学家认为，三教融通于钱楩身上，只是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而已，钱楩本质上仍是阳明学派的传人。

嘉靖三十年（年），钱楩在山中仙逝。据说他逝世之时正值岁冬大雪，天地之间雪絮如羽，像是有万千之人在宣告一场离别。后人则将他去世时住的山岩，唤作“钱公岩”。